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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及启示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是一份对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的综合报告。研究的国家范围较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布的《洛桑报告》为广。它和《洛桑报告》虽然都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但却采用了不同的指标体系。

众所周知,技术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没有技术进步,一个国家可能通过资源开发、资本积累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但不能维持长期连续的经济高速增长。而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与一个国家已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技术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对提高经济竞争力的作用与其它因素相比较是有差异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各国竞争力的评价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差别。

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其经济、教育乃至人民健康水平都处在很低的水平上。这时,国家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吸引更多的资本,用以改善最基本的教育、健康以及基础设施。这时难以依靠技术的先进性来发展经济。

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经济有可能进入高速增长轨道。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往往能达到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这种高增长率的“追赶型”增长过程。这个过程的特点是这些国家都能迅速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本。这时,技术的来源主要依靠来自国外的技术转让。那些典型的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都表现出能成功地吸收和消化国外的技术。这一过程可称之为“技术扩散”的过程。

但是,这种追赶过程有其固有的局限性。随着技术领先者和追随者的差距缩小,追随者缩小这种差距的能力将趋于消失。为了最终消灭这种差距,一个国家必须自己成为核心技术的创新者,实现从“技术扩散”到“技术创新”的转变。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要想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一个国家创造新技术的能力就变得日益重要了。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每项技术创新都会引发更多进一步的创新,产生连锁反应,从而为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提供动力。

因此,一个国家在考虑通过技术促进经济发展时,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还应当考虑本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更有效地利用技术发展经济。对在“追赶”阶段的国家,不仅要重视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还应注意培养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开发的新技术的能力。
以上面不同的发展阶段来分析《全球竞争力报告》研究的国家,可以发现,许多非洲国家仍然处在最基础的阶段。而对亚洲国家来说,面临的挑战是不同的。亚洲的许多国家已经经历了高速增长的“追赶”过程,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繁荣。这并不能保证这些国家能自动变成“技术创新者”,并以创新促发展继续保持上个世纪**十年代的发展速度。

考虑到上述差异,《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其系统和指标中采用了独特的设计,反映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技术的不同作用。

下面以《全球竞争力报告2002至2003》(以下简称《报告》)为例加以说明。

20世纪80年代及2001年的“核心创新者”

国家和地区

19801989年间百万人口获得美国发明专利数(年平均)

20世纪80年代排名

2001年百万人口获得美国发明专利数

2001年排名

20世纪80年代的“核心创新者”

瑞士

189.70

1

195.65

4

美国

165.90

2

314.43

1

日本

101.30

3

260.99

2

瑞典

94.40

4

195.62

5

德国

85.10

5

135.73

8

荷兰

52.00

6

83.27

11

加拿大

50.40

7

115.80

9

英国

43.30

8

66.44

17

法国

43.00

9

38.15

16

以色列

42.20

10

163.32

6

奥地利

40.40

11

72.43

13

芬兰

37.10

12

140.21

7

丹麦

31.80

13

89.55

10

比利时

26.50

14

70.25

15

挪威

22.70

15

58.82

19

澳大利亚

21.50

16

44.99

20

意大利

16.50

17

29.64

24

新西兰

15.20

18

32.28

23

20世纪80年代的“非核心创新者”在2001年成为了“核心创新者”

中国台湾省

12.8

19

239.78

3

冰岛

9.00

21

63.33

18

爱尔兰

8.80

22

37.24

21

中国香港

5.40

23

34.34

22

新加坡

2.40

25

72.12

14

韩国

1.30

28

73.99

12

《报告》用两个指数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竞争力。一个是增长竞争力指数(GCI),另一个是微观经济竞争力指数(MICI)。《报告》认为,这两个指数是互补的。GCI反映了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估计,MICI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对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
GCI由技术、公共机构(政府、法律环境等)、宏观经济环境这三组变量产生。这三组变量反映了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中期和长期发展的三类因素。而在这三组变量对GCI的影响方面,《报告》提出了新的观点。

1.由于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技术对经济产生影响的渠道是不同的,《报告》将所研究的80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两组。一组称为“核心创新者”,另一组为“非核心创新者”。
在“核心创新者”中,技术对经济竞争力的贡献至关重要。因此,技术因素指数占整个GCI的一半,另两类因素(公共机构、宏观经济环境)加起来占GCI的一半。其中公共机构、宏观经济环境所占比例相同,即均为GCI的1/4。

在“非核心创新者”中,技术、公共机构、宏观经济环境对GCI的贡献平均分配,即各占1/3。
《报告》在划分“核心创新者”与“非核心创新者”时,采用了一个简单标准,即每百万人口获得15项以上美国发明专利的国家或地区为“核心创新者”,低于此标准的为“非核心创新者”。

按照这一标准,2001年的“核心创新者”共有24个国家和地区(见下表?雪。其中包括我国的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尽管这种以在美国登记发明专利数为标准的方法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但从其结果看,这种方法大体上还是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地区技术创新的情况。

2.技术因素指数(或称技术指数)由“创新指数”和“信息通讯技术指数”构成。对于“核心创新者”,技术指数由“创新指数”和“信息通讯技术指数”相加后简单平均而成。但对于“非核心创新者”,引入了“技术转让指数”,并给予它技术指数3/8的权重,而“创新指数”仅占技术指数的1/8。“信息通讯技术指数”仍占技术指数的1/2(见下图)。

对“核心创新者”来说,其GCI中技术指数所占比例最大,体现出技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对经济竞争力的贡献最大;而在技术指数中,创新指数与信息通讯技术指数具有同样的贡献。这时,创新指数和信息通讯技术指数对增长竞争力指数的贡献与上一级指标中的公共机构指数及宏观经济指数的贡献相同,从而反映出创新以及信息通讯技术基础的重要性。

对“非核心创新者”来说,技术指数对GCI并没有特殊的贡献,与其它两个指数一样。而在技术指数的构成中,除了信息通讯技术指数占1/2外,技术转让指数所占份额要高于创新指数。按照《报告》的设计,这时,创新指数对GCI的贡献仅为1/24,技术转让指数的贡献为1/8。

应用这样的评价体系,按照GCI排名,中国作为“非核心创新者”,在《报告》的80个国家中列第33位(上一年为第39位),其中技术指数列第63位(上一年为第53位),远远落后于其它两类指数(公共机构指数列第38位,宏观经济环境指数列第8位)。

在技术指数中,中国的创新指数列第61位,信息通讯技术指数列第62位,技术转让指数列第29位。
尽管《报告》的评价体系、指标的选择、国家和地区排名的意义都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报告》反映的一些结果仍然值得注意。

1.我国的台湾省在GCI的排名中仅次于美国和芬兰,列第3位。其技术指数甚至超过了芬兰,列第2位(美国第1位)。作为“核心创新者”,其创新指数也仅次于美国,列第2位。这反映了台湾省在技术和创新方面的能力。对照上表,可以看出,近年来,台湾省在美国获得发明专利数大幅增加,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非核心创新者”一跃而成为强有力的“核心创新者”。正如《报告》中指出的,由非核心创新者变成核心创新者这最后一步无疑是最困难的。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间的转化并不一定是线性的或渐进的。“核心创新者”与“非核心创新者”之间的边界不是固定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2001年“核心创新者”的变化可以看出,那些重视创新的国家和地区在培育核心竞争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据统计,我国2001年每百万人口获得美国发明专利的数量仅为0.1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在创新能力上的差距。

2.在“非核心创新者”中,印度与我国的差别也是值得深思的。在技术指数的排名上,印度列第57位,我国列63位,与我差距不算大。但在技术转让指数上,印度在所有“非核心创新者”中列第2位(第1位是马来西亚,第3位是巴西),而我国列29位,这反映出印度在获得外国的技术许可,以及吸收国外技术方面有较大优势。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在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处在“追赶”的过程中,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仍有很大空间。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充分重视消化、吸收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在引进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消化、吸收,提高技术水平,在较短的时间内为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做出贡献。同时,重视原始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中长期的经济持续增长准备后劲。二者不可偏废。

以上可以说是《全球竞争力报告》带给我们的两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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