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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何去何从

  在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界应该有那么本杂志作为一面旗帜的时候,现在,《读书》似乎并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

  新闻周刊:这么多年来,《读书》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

  肖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刚刚对外开放,《读书》为国人接受一些国外的思潮起了很大作用。

  后来,随着人们对西方的了解越来越多,《读书》所挖掘的素材就比较平淡了。现在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浮光掠影,不深入也不太系统。这和读者的心理有关系,人们渴望知道得更多。我问过身边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现在都很少看《读书》了。他们觉得不解渴,内容太过普及。

  其次,《读书》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关注得不够。比如说,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弱势群体、民主化的思想进程、言论自由,这些真正的思想问题关注得不够,力度冲击力都不行。

  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在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界应该有那么本杂志作为一面旗帜的时候,《读书》似乎并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

  这个杂志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原来是比较认可的,发行量也可观。但是现在好像比以前弱了。那些作者不是厚积薄发的,而是顺手拈来,比较轻率。可能也是名气大了,和杂志编辑的关系较好吧。总之给人感觉沉淀得不够,内容过于浮泛。

  《读书》发出的应该是一个时代知识人的不同的声音

  新闻周刊:面对《读书》的变化,你有什么想法?

  陈四益(原《了望》杂志编辑。1990年开始和丁聪先生合作,丁画漫画,他用文言文写解释):实际上,现在的编辑想法我不太了解,只是原来的杂志我比较喜欢看,现在有些看不懂了,看得太累了。老板是三联书店,老板想怎么办读者是无法左右的。读者只能喜欢看就接着看,不喜欢看就不看。也有些老读者说他们现在不再买了。回过头来,《读书》的编辑又告诉我说他们的发行量没有下降还有上升。说明还有一些人喜欢现在的风格。

  当初,沈昌文编时,这个刊物是作为思想评论来办的。

  而现在的《读书》偏重一些学理的介绍,成了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在做学问的人看来就是一种典范吧。现在的主编汪晖、黄平,是社科院出身的,可能就喜欢这个思路。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我关注它1997年后的变化,也公开批评过这种变化。知识人不缺少的是发表学术见解的地方,而如果少了《读书》老传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少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表达公共关怀的场所。

  一种传统的价值,全在一代代人的精心呵护,更易它要小心谨慎才是。学者陆建德说过,传统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标准。而我理解标准的形成不但需要时间,更需要继承者的耐心和无我的追随。《读书》发出的应该是一个时代知识人的不同的声音——他们对公共问题的思考和议论,最重要的,不要是一家之言。

  许多读者想通过《读书》来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想什么,在干什么

  新闻周刊:您觉得《读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贾宝兰(《读书》编辑):读书有变化,但我认为主要是风格的变化,总的方向并没有改变。

  现在与以前比,有两个变化:首先是当初创办《读书》的人都是知识界、出版界的老人,影响很大。他们除了给《读书》以准确的定位以外,又吸引了许多的作者。到了90年代,这些人逐渐的离去。

  其次是作者队伍的变化。80年代是读书最火的时候,但到80年代末那些作者有的出国,有的下海,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的人少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些人的思想比较活跃,也相对成熟。至少他们经过文革,经过上山下乡,对当时中国的问题脉把得准,加上人文功底也比较好,行文练达。当时《读书》的影响离不开他们。之后比较年轻的一批作者取而代之。

  新闻周刊:您认为《读书》的变化反映了什么问题?

  贾宝兰:时代的变化。人们都说,大动荡时代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因为旧的价值体系瓦解,需要建立新的价值体系。80年代的《读书》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但渐渐的一切走向多元。那一代人身上的以社会为己任的执著被年轻一代的价值多元取代。

  新闻周刊:您对《读书》有什么样的期待?

  陈国华(笔名陈徒手,《读书》老作者,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我希望《读书》能变得更好读一些,现在论文的痕迹太重了,读起来很累。另外,相同类型的刊物比较多,与《书城》、《万象》相比较起来,《读书》不好读就更明显了。

  总之,我认为《读书》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可缺少的一个东西,应该立足制高点的地位。许多读者想通过《读书》来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想什么,在干什么。

读书人的《读书》情结

  815日,记者约好在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采访沈昌文先生,没想到巧遇丁聪夫妇。

  丁聪先生是在老伴的陪伴下到编辑部拿稿的。很难想象,一位年届九旬、重病缠身的老画家,现在还在给一本杂志画版式。32开配一副图的封面,简洁的版式,还有每期必有的一两副漫画,读书的标准像25年不变,就是因为有了这从一而终的丁聪。

  为读书作画是丁聪生活里一桩顶顶重要的事。他盯稿子盯得很紧,稿若没按时来,就急得亲自到编辑部去取。这位抗战时就开始漫画创作、并曾在香港创办《良友》杂志的老画家说,他真的欢喜这份工作

  不变的丁聪经历了《读书》的好几茬领导。他们都对我挺好的,沈昌文曾在办公室里做红烧肉和宁波炝蟹食诱他,范用待这位性情酣醇的老友更如家人。

  对《读书》割舍不下的情怀是几位老先生共有的。《读书》早期惟一的编辑史枚先生现已去世多年。据说,他最后倒在书桌上的时候,手边就摊开着《读书》的稿子。

  在《读书》的第一批作者中,有吕叔湘、王祖良、张中行、金克木等国宝级学者,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对国家、人民和知识的命运始终非常关切。其中,张中行和金克木是只给《读书》供稿的。

  沈昌文回忆说,每次到金克木家,老先生都神采飞扬侃侃而谈,告辞的时候,在楼梯口还要拉着他说上十分钟的话。金先生常笑说身体不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供稿了。但后面不断有稿过来,而且一寄就是三篇。吕叔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坚持每月到编辑部开会。还随身携带勘误表,指出文中的错字。不能亲自来时,就写一封信给主编交流感受。

  《读书》的老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陆建德还记得,90年代中后期,《读书》杂志的活动比较多。

  那时经常过两三个月大家就**,知识界的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来参加,像于光远、丁聪。参加《读书》杂志的**是一种知识和趣味的旅行,能遇到一些只闻其名未曾见面的朋友。每次去都很开心。

  陆建德认为,《读书》在文化界的影响是和众编辑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他接触比较多的是赵丽雅,她看上去像个工人,剪一头短发,说自己文化大革命时是抄刀卖西瓜的,很不拘小节的样子,但其实是个很好的学者。

  赵丽雅现在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做《诗经》研究,她中国古典文学工夫很深厚,在中国散文方面也很有追求。很多年前,她给陆建德写信约稿,字很娟秀,内容文绉绉的,陆建德看人家信写得这么认真,也就不好意思推辞了。而且赵丽雅连他的生日也记得,这让他大为感动。

  1993年深秋,《读书》的追随者刘苏里(现为万圣书园负责人)第一次造访《读书》编辑部,震惊于房间的逼仄和其乐融融的气氛,最具代表性的物件就是那间不足30平米的办公室里煮咖啡的厨房

  1996年,《读书》就要搬出阁楼了,刘苏里身不由己似地再次来到编辑部,心里想着向那块写着《读书》编辑部斑驳字样的小牌子道别。编辑吴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他开放了一间隐秘的藏宝室,里面堆放着好多书。关门时她调侃说,你算是幸运的。很多年后犹记得,吴彬说话的那一刹间,脸上分明飘过了一丝留恋、惋惜和无奈的神情。

  也就在当年,沈昌文去任,汪晖继任主编。刘苏里隐约感到,编辑部搬迁到大厦里告别的不只是阁楼,或许告别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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