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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产业化思潮从何而来?

  中国教育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所谓教育产业化政策更成为众矢之的。中国教育部一直否认支持教育产业化政策;可圈可点的是,被视为教育部内少数派的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近日公开承认:教育产业化这种思潮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导者、一些学者那里是有的。这是中国教育部第一次有高层官员承认在中国官僚中间存有教育产业化的思潮。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92日上网答线民提问时表示:我也不能否认,教育产业化这种思潮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导者、一些学者那里是有的,有一些人现在都在鼓吹这个东西,比方说,我最近发现有个别地方把好的初中、好的高中,以改制的名义卖掉了,卖给私人了,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

  张保庆重申: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因为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将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违背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所以我们是绝对不能搞教育产业化的。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了。

  应该指出,关于教育部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中国教育部长周济在1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04年首场记者招待会上也曾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有意思的是,张保庆不点名指一些地方、一些领导者、一些学者那里存在教育产业化这种思潮;这是中国教育部第一次有高层官员承认在中国官僚中间存有教育产业化的思潮。

  其实,中国社会各界对于何谓教育产业化根本仍未有共识,所以这场争端往往出现了各说各话的情况。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者韩季池在《教育产业化初探》一文指出:把教育作为产业来办,就要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主要表现在经营企业化、运作市场化、产品商品化等三个方面;不过,这位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者的想法,严格而言并不是教育部的正式立场。

  虽然**中央国务院1992616日《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指出:包括教育事业等现有的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不过,后来负责教育的中国副总理李岚清有明确批示: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要维持作为一个公益事业。

  外界普遍认为,教育产业化议题再次浮出水面,应该与十五大后任教育部长,十六后担任掌管教育政策的中国国务委员陈至立有关:由陈至立牵头的中国教育部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指出:实施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是中国教育到2010年的其中一个目标。不过,这份文件也明确地重申,基础教育作为公益事业的性质不变。

  现时中国社会上有关教育产业化的争议,更多是由于各地不断传出各种教育乱收费问题,其中,上海市纠风办、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和市教委等部门在2002年专门组成10联合检查组,对全市150所中小学进行了检查,共查处中小学校各类违规收费7240万元(人民币,下同),收缴1126万元,清退1180万元,封存3017万元。在全中国上下,有关问题不依规章胡乱收费的问题可谓非常严重。

  另外,极具争议性的大学城圈地问题,也被视为教育产业化的一个表象。中国近年很多大学都发展一些大学城项目,作为筹募经费的其中一个来源,但不少此类项目却被揭发财务问题,例如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就传出欠债22亿元人民币的丑闻,为东方大学城题字的,不是别人,正是陈至立的老上司,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中国政府自开放改革以来,一直面对教育资源匮乏问题。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近日正式发布《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指出:中国教育的公平性正在恶化。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上世纪末达到4%,这是发展中国家80年代的平均水平。但其后的十几年里,4%的目标从来没有达到过,甚至在提出要求后的几年里不升反降,一度跌到了1996年的2.44%,到2003年才占到3.41%,这个数字仍然低于欠发达国家的教育投资比例。

  就是这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很小的教育投入,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分配也很不均衡、合理,从而减少了社会底层的受教育和培训机会。统计数位显示,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不到40%;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

  据中国大庆广播电视大学学者商江《关于教育不能产业化的初步探讨》一文指出:现时全中国受教育人口2亿人以上,属于穷国办大教育。中国教育部门在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又确定了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有教育专家就指出:中国教育部门订下的目标太大太高,但却没有法子可以达到。在这背景下,教育规模逐步扩大,摊子越铺越大,但是教育经费的供给难于同步增长。

  2000年的中国教育经费支出中,高教占25.4%,中专占6.6%,中学占29.42%,小学占32%。幼稚教育仅为1.38%。现行的教育供养体制和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地方财政对教育支出的承受能力不一致。

  为了杜绝教育乱收费问题,中国教育部门提出所谓一费制的收费标准。一费制的收费标准是:农村小学每人每学年160元,农村初中生每人每学年260元。各省区直辖市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决定当地一费制的浮动范围,但浮动范围不得超过20%。不过,现时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承担的教育成本极不均匀: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目前中国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负担,11%左右由省负担,9%左右由县负担,中央负担不足2%。这样的财税体制成为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

  2001年,农村义务教育由分级办学,分级管理转变为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分级负责,以县为主新的管理体制,虽然使困扰农村教育多年的教师工资拖欠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是,财政拨款只保乡镇农村中小学人员工资,公用经费完全靠收取学生杂费,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法定经费来源,学校运转捉襟见肘,甚至难以为继。因此,地方出现的乱收费问题可谓是结构性的。

  据商江的文章指出:中国现在年度教育经费1400亿人民币合170亿美元,世界总的教育经费约为11500亿美元,中国约占其中1.5%!而中国人口世界第一学龄人口2.14亿人,占世界教育人口的22%!结果就是:中国教育部用世界教育经费的1.5%,教育培养了占世界教育人口22%的学生!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林兴算了这么一笔账:“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4790.6亿元,2003年突破了11万亿元。我国西部12省市的农村在校中小学生为4500多万人,按照一费制的收费标准计算,西部义务教育学生一费制年费用总计为88亿多元。这笔费用占2002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 0.81%,也是中央政府承担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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