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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毁了谁的梦

  一场莫名其妙的考试

  2004314日下午,甘德怀步出考场。甘德怀参加的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博士生入学考试笔试。他报考的是法理学专业法社会学方向,导师是北大法学院院长、著名法学专家朱苏力教授。

  46日,初试成绩公布。甘德怀各门课程分别为:英语,52;法理学,84;法社会学,63。研究生院确定复试资格线为:英语,50;业务课60。甘德怀均通过,总分在法理学考生中列第一,是法社会学方向唯一具有复试资格者。

  甘德怀很高兴。他悉心准备复试,同时等待复试通知。

  转眼四月中旬,招生简章上标明复试时间是四月上旬,复试通知却迟迟未到。

  415日,甘德怀打电话到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办公室询问,被告知复试时间定在419日。甘德怀有点诧异,他不知道北大法学院为什么迟迟不发通知,复试名单也没有在网上公布。

  419日,上午九点。

  这一天,甘德怀起得特别早。在校园里兜了一圈,他按着通知的地点到了法学楼。门没开,甘德怀在外面等。

  一个身材高大,步履匆匆的人往法学楼这边走过来。甘德怀凭着看过照片的印象,认出是朱苏力教授。朱老师。甘德怀喊道。朱教授应了一声,径直往里走去,进了院长办公室。这是甘德怀第一次见到朱苏力老师。

  9点,法学院会议室。除甘德怀,另有两位考生,艾佳慧和何远琼。

  一个很普通的会议室。进门中间是一个椭圆形的长桌,两边放了几张椅子。考生坐外面,导师坐靠里面的一排。

  9点稍迟,复试正式开始。甘德怀见到了两位参加评议的老师——朱苏力教授和周旺生教授。

  朱苏力教授先解释了艾佳慧与何远琼没有达到复试分数线仍然来参加复试的原因。

  虽然她们没有达到研究生院划定的复试资格线,但因为是差额复试如果只有你(指甘德怀)一个人复试的话,那么就不要复试了。

  对于其他两人的到来,甘德怀并没有感到多少不快。因为如果按照招生简章规定的初试70%、复试30%的权重比例,面试只要过线就行了。

  甘德怀第一个接受提问。周旺生老师提了两个问题。朱苏力教授给甘德怀提的问题与稍后提给艾佳慧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为什么?甘德怀回答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并作了一些解释。

  艾佳慧的回答是波斯纳的《超越法律》,说波斯纳文字犀利,只对事不对人

  凭着对朱苏力教授作品的熟悉,甘德怀立刻意识到《超越法律》一书中译本的译者就是朱苏力教授,而那句波斯纳文字犀利,只对事不对人则可以在朱苏力教授所作的译序中找到。

  在艾佳慧回答问题的时候,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推门走进会议室,和朱苏力教授互相打了个招呼,便坐下来。这个人叫强世功,副教授,也是复试评议小组的成员。他错过了甘德怀回答问题的整个过程。甘德怀不知道这个半道进来的人是要参加评议的老师。

  复试正在进行,朱苏力教授的手机响了,他侧过身子,头往桌子边上低一低便开始接听电话,讲了两三分钟。

  几分钟后,手机又响,他又接听了一次。多数大学都有规定,老师在上课期间不能接听电话,甚至手机铃声响了都要受处分。而在博士生入学复试这样一个严肃的场合,导师却两次接听电话,甘德怀感觉有点糟糕。

  上午11点,复试结束,共约1小时40分钟。甘德怀接受面试时间大约有20分钟。

  你死了这条心吧!

  420日上午,甘德怀来到北大法学院,查询复试成绩。法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张老师告诉甘德怀没有通过,另外两个通过了。甘德怀很愕然。

  他认为自己的回答在学术含量上不低于另外两个考生。加上自己笔试成绩第一,有一门单科第一,难道这些不反映水平?

  甘德怀去法学院院长办公室找朱苏力老师,力图请他再手下留情。

  朱苏力给了一句话——“你死了这条心吧。甘德怀问如何看待复试成绩与初试成绩的巨大反差,朱苏力又给了一句话——

  初试成绩是看看文笔还可以随便给的。甘德怀惊讶,紧张,着急。但他还是克制住了,此时只有与朱苏力教授进行沟通,让他对自己有更准确的了解,才有挽回的可能。

  他开始和朱苏力老师谈论一些学术,谈他的文章,大段大段地背诵他翻译的《衰老与年龄》译序当中的文字。

  但这总不能算作一次复试吧。对于面前这个人今天的表现,朱苏力教授多少还是有些触动的。

  甘德怀走时,朱苏力送了他今年出的两本书给甘德怀。还签了名。写了请甘德怀同学指正

  沟通了,但事情并没有解决。420日晚,甘德怀情绪低落地踏上了返回南京的列车。一路上,甘德怀反复回忆着,他觉得复试中有太多随意的成分,有太多的不规范,复试存在着不公平。

  回到南京,甘德怀决定要捍卫自己的理想。422日,甘德怀打电话给朱苏力教授,提出调剂要求。电话中,甘德怀再也无法保持平静,这样的复试结果不能接受,永远不能接受!

  早知如此,还不如让你复试通过。北大有规定,复试没有通过不能录取。甘德怀想要调剂,就要更改复试成绩。朱苏力找了研究生院,但结果是复试成绩不能改。

  甘德怀的北大梦几乎完全破灭。

  北大教授是否说谎

  梦破灭了,甘德怀却没有停止。他向北大提出了几点质疑。参加复试为何既不在网上公布又不主动电话通知?复试组只有朱苏力和周旺生两名导师组成,没有秘书记录复试过程,他们自己既问且记,是否符合程序公正?在复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进来坐到朱苏力身边的人是谁?为什么不介绍?他是什么身份?他是否参与复试结果评议?

  甘德怀找了北大纪委,纪委要他找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又要他找法学院。接下来一个多月,甘德怀就这样不断地给这些部门打电话,递材料。

  6 11日晚,甘德怀终于等到了一个口头答复。北大研究生院招生办主任打电话给他,念了一下法学院的回复。电话一开头,招办主任就说:我给你打电话,你还可以省点钱。甘德怀火了:我不缺这几个电话费!在谈到复试资格的时候,甘德怀质问:是不是北大考生只要考个810分的,照样可以录取?招办主任强硬地说:只要敢公示,就可以!甘德怀觉得,研究生院根本没有站在一个独立和公正的立场,几乎是在为法学院开脱。电话不欢而散。

  之后,甘德怀又和北大纪委联系,把申诉材料传真给副校长吴志攀,用电子邮件发给校长许智宏。

  但最后的结果是没有结果。

  79日,一篇题为《我的北大考博经历》的文章在以学术打假著称的***网站上公开,作者甘德怀。一片哗然。网上的哗然终于让矛盾的另一方有了反应。

  三天后,也就是712日,朱苏力教授向***投去一篇《关于甘怀德同学面试情况的说明》,就甘德怀的质疑有选择地作了回应。有意思的是,朱苏力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把甘德怀写成了甘怀德”——此时,他已经记不清两个多月前自己以书相赠,并题句请甘德怀同学指正的那个青年人的名字了。

  在这份说明中,朱苏力教授称:“2004年报考我的博士的考生有30多人,其中也有我指导的应届硕士毕业生。最后确定参加面试的三人中,一人为在校应届毕业的北大法律硕士(本科非北大),其他两人(包括甘怀德同学)均为已参加工作的外校毕业生,前者仅仅认识,但不熟悉,后两人我则是在面试时才见面。因此,不存在歧视外校考生或偏袒熟人的问题。

  然而,**很快被披露:朱苏力今年有两名硕士生毕业,其中之一就是他提到的我指导的应届硕士毕业生之一,朱教授何以对自己的学生仅仅认识,但不熟悉呢?另一位女士于93 96年在北大法律系读硕士,2003年考过面试考官之一周旺生的博士,复试小组另一主考官强世功副教授,则是该女士的同学。因此,即使朱苏力与她的关系不可确定,至少可以断定的事实是,此女士和复试小组三个主考官中的两人熟识。

  朱苏力教授不曾想到,这份旨在维护北大法学院声誉的《说明》,并未平息这场风波,相反,争议进一步升级了。很快,平面媒体也加入了对阿甘事件的关注中。在727日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记者问朱苏力,朱有3个名额,为什么不把参加复试的3名考生全部录取。朱回答,他可以全部录取,那当然是皆大欢喜,后来的所有质疑和指控都不会有了。记者又问为什么他一定要空一个名额,朱回答:如果都要,是我对学术不尊重,也是对自己不诚实。收了你认为研究能力不突出的学生,自己当了好人,但花费的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作为一个学者,重要的是学术品格,学术上一定要诚实。

  还是在回答记者提问中,朱苏力这样说:过去一些年间,市场经济对学术制度的冲击是挺大的,在有些高校,违规的现象确实存在,还有些现象引起社会议论,比如说招领导干部或老板。但就我而言,十几年来我没有招收过一个在职生或者领导干部。

  可是,一些更加戏剧化的消息的披露,却又让朱苏力的说明再次成为众人的攻击对象。北大法学院的一位同学在网上发布消息称:今年朱苏力共录取了三名博士,而不是大家所说的两名。龚文东、A同学和B同学。AB有没有参加复试的资格先不说,龚根本就没有参加复试,照样读朱的博士。北大法学院的一位工作人员确认了这条消息,她还确认龚文东是法学院副院长。这个消息也与北大法学院网站公布的相关内容一致。

  龚文东的出现,无疑使得整个招生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一件能通过圆滑解释生硬过关的公案,变成了学术腐败的典型案件。比如,朱苏力一直指称,初试不重要,复试才重要,但龚文东根本未曾复试便被录取,凸现了特权的存在。朱苏力声称没有招收过在职生或者领导干部,龚文东的出现,使这句话变成了一句谎言。这就是朱苏力所说的学术品格吗?

  2004年北大法律系博士生招生录取名单至今没有公示。北大法学院对整个事件未发表正式声明。

  几天前,有媒体刊登一则消息,称北大校长许智宏表示,北大目前已经开始着手逐步淡化研究生选拔笔试成绩的权重,并准备在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考试中逐步取消笔试。

  但不久,北大研究生院又出面澄清: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笔试不可能取消。然而,不管取消与否,甘德怀考试时,一切都有既定的程序,最讲究程序公正的法学专家何以就成为改革的先行者将规则抛至脑后呢?更有不理解之处:北大似乎对面试普遍情有独钟,有何理由认定它一定比笔试更能反映应试者的学术能力呢?毕竟,博士的培养,目标不是演说家,而是研究者,而所谓笔试的局限性显然不是笔试之过,而是一个科学命题的问题。这样一来,重面试而轻笔试,在中国这样的学界氛围与信用体系下,无非是为个人权力的扩大打开了方便之门。

  8 5日,河海大学法律系办公室。电风扇呼呼旋转。甘德怀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像地震似的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是因为很多人以前对硕士、博士招生的不满没有宣泄和申诉的途径,积压到今天。我出来吼这么一嗓子,这些积压的东西便——’地一声全都倾泻出来了。现在,朱苏力教授或者北大想挡都挡不住,对北大的声誉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并不是我愿意看到的,但是迫不得已,因为它不仅仅是北大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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